蒋介石兼任中央大学校长的往事

   抗战期间的暂时教育。中央大学1937 年由南京迁到四川省。二千七百名学生不顾艰险，继续求学。

　　“你们的体质还是很不错的嘛。”——校长蒋介石

蒋介石确兼任过国立中央大学校长

　　国立中央大学自1932到1941年，一直由罗家伦担任校长，共有文、理、法、工、 农、医、教育7个学院，40余个系，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系科最为完备的综合性大学。今天的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河海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南京工业大学，甚至无锡的江南大学和镇江的江苏大学都可溯源至中央大学，其中南京大学以中央大学继承者自居。

　　1941年，罗家伦辞任校长，受命去云南为远征军出国作战做工作，蒋介石任命原北大教务主任顾孟余为校长。顾孟余到任后努力想把中大建成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但是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认为中国最缺开民愚昧的教师，要重点发展师范教育，改中央大学教育学院为师范学院，两人的教育理念矛盾导致陈立夫对顾孟余处处刁难。顾孟余为不受辱挂印而去。

　　顾校长辞职，中央大学立刻闹开了。陈立夫先是想调复旦大学校长吴南轩来，被中大师生集体反对，接着又想自己兼任校长，学生们听说后闹得更凶了，校内刷出大字报批陈立夫一介党棍来当校长简直是污辱中大。

　　中央大学闹起学潮影响很大，陈立夫向蒋介石求救，当时正值抗战，蒋提出亲自兼任校长，要像军校一样管制大学，各校实际教务由教育长负责。陈立夫在回忆录中写道：蒋这个想法连他也觉得有点不靠谱，恐怕生出更大的事端，于是向蒋建言，先拿中央大学当试点。蒋介石于1943年5月正式出任中央大学校长，另调朱经农、胡焕庸、郭廷以分任教育长、教务长、训导长。

　　蒋介石这个人有兼职癖，当时他已经是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陆海空三军统帅，还兼着行政院长、国民参政会议长、航空委员会委员长甚至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这回他又对大学校长感兴趣了。他兼职生涯的最高纪录是同时兼任27个职务。

　　蒋介石穿着军装来到中大，在这所3500人的大学里，蒋一路上发现没碰到什么人，一问才知大家怕碰到他行军礼，故意躲避，于是以后再来就换成便装。蒋介石自己只读过保定及日本的军校，没有真正在大学里做过研究，很有自知之明，基本不过问教学上的事，学校里最大的变化是门口站岗的保安换成了持枪的宪兵。蒋最喜欢巡视的是食堂和学生宿舍，他非常重视这些场所的清洁卫生，也十分关注学生们的衣着仪表。有一次他巡视到宿舍楼洗脸间时，因为天热，几个学生正在冲凉，忽然看到蒋介石来了，抱着盆愣在那里，也忘了行礼，蒋校长干笑两声说，“你们的体质还是很不错的嘛。”

　　如果说新校长给学校带来的新变化，主要体现在学校内实施的“军事化管理”，蒋下令全体学生按年级编为四个大队，实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及军事管理。不过训练效果不太如意，搞了不到一年蒋就撤掉不搞了。

    “既是校长，岂可以不敬师？”——教授方东美

蒋校长不受师生待见

　　蒋介石当校长，很多师生本来就不服气，觉得以蒋的经历、学历当个党校校长、军校校长绰绰有余，但是当大学校长，不够格。大学校长需要能做得了学术，能献身于研究，能不问党派保持独立，这些蒋介石显然做不到，当时就有教授扬言要辞职。

　　蒋介石治校喜欢搬出军人的做派，喜欢集中全校师生训话。学生站后，老师站前，教授不管是古稀之年还是体弱多病都站着，一训就是老半天，遭人反感。后来借故逃训的人越来越多，有时一点名来的人还不到一半。教授开会也要点名，但是逃会不给蒋校长面子的老师不在少数。

　　民国时的教授都很牛气，一般只有拿到留洋学位的人才能胜任，后来在教育部长陈立夫的努力下，本国大学毕业任教多年有成绩、有著作的学者才能晋升教授，因此教授大都有名士气派，对国民党的党员、政客是看不上的。

　　早在1928年底，安徽大学代校长刘文典就与蒋介石骂过一架，安徽大学学生闹事，时任三军统帅的蒋找刘文典问责，刘文典却说：“此事内容复杂，尚有黑幕，在事情尚未调查清楚之前，我不能严惩肇事学生。”蒋介石大怒说：“你这新学阀横行，不对你撤职查办，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 刘文典更怒，站起来说，“提起总理，我和他在东京闹革命时，还不晓得你的名字呢。青年学生虽说风华正茂，但不等于理性成熟，些微细事，不要用小题目做大文章。如果说我是新学阀的话，那你就一定是新军阀！”

　　听到如此刺耳的话，蒋怒极，指着刘文典的鼻子大吼：“疯子！疯子！给我押下去！”刘文典被关在省政府的后乐轩，过了几天，蒋还是把他放了，刘文典反而不出来了，非要让蒋给个说法，最后百般安抚才出来。这一折腾，蒋介石反而多了一个污点，刘文典却备受追捧，成了民主斗士、自由旗帜，学界、文坛道德标杆。

　　在中央大学，蒋介石曾拜哲学教授方东美为师，学习《易经》、王阳明与辩证哲学，以期提高自身的哲学修养。两人见面，蒋执学生礼，方还蒋元首礼，二礼并行。蒋一次开会，把礼堂座椅全搬空了，又让人站着，方东美见状大怒，说：“既是校长，岂可以不敬师？我这个所长不干了。”之后，任蒋如何安抚，方东美坚辞中大哲学研究所所长一职。

　　中大学生毕业典礼时，蒋介石高高兴兴地前来，准备亲手授学生毕业证书，以示师生情谊。可是点名点了好多个，都只有一个学生上来代领，惹得老蒋兴致大坏，扔下证书，拂袖而去。毕业式上要与教师座谈，蒋去了后，发现现场只有职员没有教授，大怒而去。

　　当时，大学独立、知识分子人格独立，是一种社会共同追求和价值观，攀附权贵者会被人所不齿。所以在戏剧《蒋公的面子》中，教授卞从周明明与体制合作，但为了面子也只能装出清高的样子。

　　面对大学里的闹腾，教授的清高，蒋介石作为一国领袖也只能是“戒急用忍”，请有名望的大学教授吃年夜饭就是他采取的拉近跟教授们关系的方法。这种习惯一直到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每年教师节或年初，蒋介石都会宴请各大专院校资深教授聚餐，这才有了被请教授的纠结与扭捏，想要里子，又放不下面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民国知识分子与领袖及政治的关系，知识分子普遍还是具有独立人格，起码是在努力维持或追求这种独立人格。

　　“蒋先生嘛，不如他自己说得那么好，也不像宣传说得那么糟??”——侍从刘持生

蒋介石吃三碗饭平息食堂学潮

　　在蒋介石当中央大学校长期间还发生过一起大规模的中大学潮，起因是从蒋介石最常巡视的食堂开始的。

　　因为抗战，即使中大这样的重点学校，伙食也急剧下降。学生们贴出大字报，抱怨“物价飞涨，贷金过低，以致伙食太坏”。当时学生们吃的主食米饭因掺有沙子、煤屑、稗子、稻谷、老鼠屎而号称是“八宝饭”，难以下咽。教育长和训导长向蒋校长反映情况时，却说学生们是以伙食为借口“倒孔(祥熙）”。当时孔家二小姐从香港撤退时霸占飞机舱位装洋狗被揭发，西南联大和中大同时酝酿学潮，中大已经有人贴出“拥护蒋主席，反对蒋校长”的大字报。

　　蒋介石听后说：“哪天我到中大学生食堂吃一次饭，看学生还闹不闹了”。中大吃饭，一般是大家上午11时半进入食堂，在没有“开动”口令前，不能举箸吃饭。因为中大食堂只有竹桌，没有凳子，所有人只能站着等。蒋介石来后，径自走到大饭桶前，盛了一碗“八宝饭”，取了一份菜，作立正姿势开始就餐。吃了一口被硌了下，但还是咽了下去，然后，又到大饭桶前盛了第二碗，他一面吃一面问学生:“你们每天都吃这样的饭菜吗?”同桌的学生回答:“一年四季都是这样。”蒋对随行官员说：“米质太差，菜里的肉太少，要设法改进。他们正处于长身体、长知识的阶段，不能亏了他们。”三扒两扒又吃完了，还把下饭的青菜、萝卜份菜吃了一大半。接着，蒋介石不知怎么想的，又到饭桶去盛了第三碗，把份菜全倒进饭碗里，全都吃光了。时年57岁的国家元首蒋介石居然比学生还能吃，而且吃的是“八宝饭”，确实把人都给镇住了，食堂学潮最终也平息了。不过之后，中大学生的伙食确实有所提高。

　　还有一日，蒋介石路过中大操场，看到一群学生只顾打篮球，没有理他，也没有行礼，蒋介石用手杖狠捣地面，大喝：“校长来了！”操场上的学生一下没反应过来呆住了，蒋介石则以为学生们在向他行“注目礼”，心情又好了，边走边说：“玩去吧，玩去吧。”

　　1938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古典文学系并留校任教的刘持生被当时的罗家伦校长推荐当蒋介石侍从室特别侍从，跟随蒋一起辗转抗战。刘持生根据自己对蒋的了解，曾于1968年对外甥曹雄说，“蒋先生嘛，不如他自己说得那么好，也不像宣传说得那么糟……他严峻刻板，很少露出笑容。什么时候都正襟危坐，个人独处的时候，常常闭目坐禅，决定了的事，从不反悔，坚毅而又多疑。”

　　1944年8月，蒋介石正式辞去中央大学校长职务，由教育部政务次长顾毓琇（江泽民老师）继任中央大学校长。在蒋担任校长的一年多时间里，校园秩序基本正常。历史学家唐德刚就是那时毕业的，其毕业证上赫然签有“蒋中正”印章。

　　《蒋公的面子》这部戏里的文人没说他们到底去没去赴宴，戏的最后一个段落是说“文革”时代，当年纠结要不要赴宴的人却在“牛鬼蛇神”的大棚里讨论敢不敢擅自离开革命小将的监管。

　　民国时代，社会的主旋律是“救亡”压倒“启蒙”，《蒋公的面子》放在那时演可能不会得到现在这么多的喝彩，今天，“救亡”的压力早没有了，“启蒙”化为知识界的重任。《蒋公的面子》里关于知识分子精神自剖的反思，才更具意义。该戏的导演、南京大学教授吕效平认为，南京大学关于“蒋公面子”的传说其实是属于当代的。“历史上，许多事情被忘记了，另一些事情却被清晰地记忆下来，甚至被捕风捉影地虚构出来。对这个传说兴趣的增长，实际上是教授们对自己当下生存状况的失望和对自己主观精神状态的反思。”

                                                                              (来源：星岛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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